从“热爱家乡”到“偷渡客”
二十块钱到香港(一)
记得那时候的深圳罗湖桥破破烂烂，我提着大包小包走到中线，非常犹豫地迈步去对面，那毕竟是国境线。回首一看桥头上的对联： “热爱祖国、保卫家乡”。
一位穿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，对我呵斥地叫我赶快离开，他的衣服显得很寒碜, 态度也十分不耐烦。 桥这边站了一位身穿黑色呢子制服的女警察，她朝我微笑然后手指着我应该走的路线。
我手上握着一张有着中英文的“通行证”，还有那好久不见的繁体字，可以说从小到大没看过那么厚实的纸张。等候入境的大厅坐满了人，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，中午每人还发一个盒饭，感觉人家都要下班了还没轮到我。
原来广播里早就叫了我的名字很多次，因为他们说的是广东话，我感觉“那个人”与自己毫无关系。
好不容易登上了去九龙红勘的火车，那时候的列车还是人物混载，有那种运货的闷罐车，也有运牲畜和蔬菜的。在一个位置坐下来四处打量，这一切对我来讲都是那么新鲜。
对面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她看上去和蔼可亲主动与我打招呼，普通话比我说的标准，表示可以帮我提行李。我当时“阶级斗争的那根弦”崩得很紧，很坚决地拒绝了。
记住那时候的人不会有今天的旅行箱，箱子下面也绝对没有轮子，整个火车上就我一个人最”论尽”(广东话)，感觉到谁都想要帮我。还是那位女士提出来给我一百港币作为押金 …..
到了九龙总站，多亏有她的帮助。我像傻瓜一样站在的大厅的中间不知道做什么好，手上紧紧地握着那张写有名字电话地址的纸条，还有就是那仅有的二十块钱港币。还是她给我从来没见过面的外祖父打了一个电话。
他们讲的都是广东话，内容大概是说，我的钱可能不够支付出租车费，我又拒绝任何金钱的帮助。当年过海隧道收费每程五块钱(还得收来回)，要去的地方是铜锣湾，大概叫我外祖父在楼下拿着钱等我。
就这样我就离开了九龙半岛到达了香港岛。
以前人说大陆和香港的区别是，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区别，我感受更多的是“文化冲击”。
二十块钱到香港(二)
的士飞快地穿过海底隧道，司机大佬从倒后镜打量我，哪里来了一位“不会讲话”的人。他明显兜圈子了，本来应该够的车资，结果成了我倒欠他十几块钱。
我把仅有的二十港元交到他手上，他抓住我的衣领，高喊要报警拉人，惩罚这位坐霸王车的”偷渡客”。外祖父在哪里？我怎么一来就闯祸？
外祖父原来等的地方是“双黄线”，的士不可以停靠。他们争吵的广东话我也听不懂，大概是本来就是港岛车，不应该收双份的隧道费(每程五块)。
仅有的二十块钱就这样没了，那可是我跑了好几天，好几个不同的部门，盖了好几个红印章才换来的，我还记得汇率是0.26人民币等于1港币。
那时候出行前，关心我的人都来送行，听说人民币在香港没有用，有人给了我全国粮票，还有的人说可能要国际粮票。我也搞不清楚，香港需不需要用粮票。
我的全副身家还剩下一个可以套现的德国小提琴。小提琴的指板和旋钮上还镶有贝壳花，即使没人碰它，也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艺术品。那是花了父母的半辈子储蓄(当时在上海价值一千人民币)。
我的老师是上海电影乐团的小提琴首席，他一半广东人一半德国人。当时他家有个很大的洋房在出售，别人给两万八千，三个兄妹都不同意，说不好分执意要三万 ，这样三家人都成为“万元户”。
做父母的不容易，担心儿子在香港人生地不熟，可能潦倒得连饭都吃不饱。最坏的情形都能想到，酒吧混一晚饭吃做一个“洋琴鬼”，或者街边拉琴求人帮助，过路人总会扔一些零钱在提琴盒子里 。
因为文革早期，上海邻居儿子“阿六头“，刚刚从香港回来，头发留的比女人还长，听说他就是在酒吧里打鼓的。里弄干部告诉他不可以唱外国歌，结果他唱“东方红”都带着鼓点，成了非常特别的摇滚版本。
他与祖父经常聚在一起用英文聊天，什么内容好像都要保密。就是因为他说在香港有一技之长，很容易混口饭吃，就这样我也成了“音乐人”。
父亲说实在混不下去，卖掉这把小提琴，买张机票回来吧。一路火车周折，加上那繁琐的过关，我都时时刻刻把这“宝贝”搂在怀里。
不仅是价值还有一份感情，有时候孤独了还想搂着来睡觉，怎么会舍得卖掉呢？毕竟她是唯一陪我从大陆到香港，再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。
初到香港：从“厅长”到打工仔
二十块钱到香港(三)
终于见到了这辈子第一次碰面的外祖父，他见过我丁点大的黑白照片，我见过他很多张巨大的彩色照片。我们两个相互打量，再次确认我们有一种关系，但是谁都不像对方。
外祖父长得就像外国人，后来他到国内四处旅游，更加证明了这一条。到哪里都有人围观，他看到小脚的女人就追，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在后面拍。
别说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存在在这个世界，知道外祖父这个人，也是没几年的事情。一次放学回家与小伙伴吵架，对方突然说，你家外公是“美蒋特务”，现在派驻香港。我说没可能，妈妈家里从来都没人。
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对，没有外公哪有妈妈，回去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。我问母亲：“我有没有外公？” ，“有”；“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，“在香港。” 我听完感觉晴天霹雳，忍不住嚎啕大哭。
父亲的家是“剥削他人”的资本家，这下母亲的家又是一个说不清的“里通外国”。 天啊，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。
母亲不断地跟我解释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，一定是对方小孩的家长偷看了“档案”。我们那时候，生活在一个内地大学的院子里，虽然是知识分子云集，但是海外关系仍然比较少，算是在一个保守的城市里面相对开明的单位。
尼克松访华后，整个中国从上到下，从沿海到内地，逐步开放了大门。母亲便开始申请赴香港探亲了，我实在不明白她的目的，因为对外祖父毫无任何感情，为什么要去那个“吃人不吐骨头”的地方？
母亲香港回来，校园里都有很多人找借口来探访，她从来都是那么谨慎，总是具备那一种常人没有的本领：令对方达不到目的 – 打探香港的情况，又保护了自己和家人，而且还没有得罪任何人。
家里出现了很多彩色照片，相对我们原来黑白的照片，它们都像“巨人用的物品一样”反差特别大。照片里母亲抹着口红穿着高跟鞋，在飞机旁边、在游轮上面、在高楼大厦前拍的。 怎么自己天天面对的妈妈，活像一位外国领导人的夫人？
记得上个世纪的某一天，我在北京来往香港的飞机上，机舱里大屏幕正播放的一位女歌手的演唱，歌词大意是那不幸失散的“孩子”，什么时候能回到“母亲”的怀抱，背景却播放着香港高楼大厦的繁华景色， 和内地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我在想这个“不幸的孩子”又有多幸运 ！
二十块钱到香港(四)
这是到香港的第一天，一大清早我就得起床了，因为我是“厅长”(客厅的长官), 睡觉比任何一个人晚，起床比任何一个人早，这就是我几个小时前才知道的“残酷”现实。
那时候像我这样的情况赴香港，都可以说带着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去“继承遗产”，大院里在我之前走了一个男孩，他祖父在马来西亚有个橡胶园。听说也是去继承遗产。市公安局面对这种情况一律开绿灯。
记得当时外祖父有一份家信交到了公安局，他介绍自己是本世纪翻页的时候出生 – 1900年。毕业于税务专门学校，原称北京税务学堂，后来在海关任官员。在香港拥有自己的生意，也热衷各种社会慈善捐款活动。
记得他写的那一封信，除了繁体以外，还老是咬文嚼字之乎者也，听起来都是有钱人的口吻。在香港不用去住山上搭建的临时屋和政府的廉租屋，拥有自己有电梯的房子，而且还不是“唐楼”，自然有富人的感觉。
那时候的电梯有自己开的和别人帮你开的，自己开的比较高级一点，但是每到一层用一次要自己开门和关门，记得门是一个有铁和竹子的栅栏。
不知道有多少的推友，那个年代去过香港的穷人家里，山上很多零食搭建的房子，属于那种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，家里女性上厕所都要陪伴的。
如果你幸运被抽签住上公屋，也不是每一层都有电梯，人们常排队等电梯，还不能到自己想到的楼层。每家人的空间都极其狭小，门口都拉一块布帘，用这样的方法能透口气。公众的走廊上充满着，锅碗瓢勺碰撞声和父母孩子之间的叫骂声。
记住，穷人不是住“公屋”的，而是那些住“笼屋”的。
外公是一个纨绔子弟，除了周游世界外，从来都是把钱花得精光。但他有一个集邮的嗜好，还成立了一个“九龙邮票社”，老香港的人都应该记得。
他在铜锣湾闹市区有一个豆腐干大的小铺头，那里常有集邮爱好者的光顾，也吸引了一些放了学的中小学生。原来集邮这个玩意儿是丰俭由人，有便宜的不得了的，也有贵的得吓人的。
邮票社是一个世界组织的会员，时常会收到寄来的邮包，都是一些世界各地最普通最通用最便宜的邮票。寄来的邮票连着剪下的部分信封，每一百张用橡皮筋捆在一起，我们需要用温水把它们分离，就像其他家庭作坊一样。
那时候也有人拿“邮票极品”，拿来寄卖或者交易。那就是中国的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和英国的“黑便士”和“红便士”。这些小小的邮票现在都能价值几百万美元或者欧元，几千万人民币，当时只能换一台彩色电视机而已。
很明显我的香港之行，占用了国家宝贵外汇：二十港币，终于看到了我眼前的现实：外祖父不穷，但也绝对谈不上富，原有“继承遗产”的梦想就这样彻底破灭了。
人情冷暖：近亲与远邻
二十块钱到香港(五)
人们常说：远亲不如近邻，我却这样说：”近亲不如远邻”才对。
那时候做“厅长”的我，真的是交不起房租，我已经成人了，免费吃住，就算别人愿意，我也做不到。但是我们那代人非常愿意吃苦，做饭洗碗清洁洗衣服样样都愿意干。
那时候的学生都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无外乎就是训练吃苦。记得有一次农忙抢收，每天学生厨房都是夹生饭，我在打谷机上饿得晕倒，好再倒在了后面，而不是前面，否则就没有机会写今天这篇推文了。
中午饭的时间要到了，我琢磨着怎么做饭，外公说我们出去吃饭，第一天就“下馆子”？那不是太奢侈了。那时候大陆的人外出吃饭，比今天的人参加婚宴还少。
到了一个典型的广东茶楼坐下来，几笼子的点心后，外公问我：“够了吗？”， “够了吗?”, 再来二三十笼我都能吃下，我就假装说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抬头一看墙上的毛笔字，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：
“春冰薄，人情更薄；黄连苦，贫穷更苦；登天难，求人更难；江河险，人心更险；……. ”
这几句话的次序怎么排列我已经忘了，但是这些字我会记得一辈子。
走出茶楼，我买了一条加长的“嘉顿牌生命面包”(Garden life bread) ，我记得花了$0.8港币。多好的名字! 维持生命的面包！ 这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一边走一边把面包往嘴里塞，……
我第一次感觉到经济的压力，物质的压力。
我从小到大一直有两个家：上海的祖父祖母家，内地的父亲母亲家：一边住着一栋大洋房破落的资本家，里面有十几家不交一分钱租金的房客；另一边是没有任何固定资产的教书匠，我记得他们只有两辆自行车，还有就是伙食团的饭菜票。
读到中学我真的需要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。父亲给总务科打了个电话，隔天人家就送了，每月扣几分钱的工资，他们定期来检查灯泡瓦数决定多少电费。
那时候也有上海邻居悄悄地告诉我，我们都是“占据”你们家的房子，迟早一天会还给你们，那时候你们家就有很多钱了，又是一个继承财产的梦想？
在到香港之前，我总是认为金钱不是问题，物质也不是问题，现在要靠“生命面包”来维持生命？
二十块钱到香港(六)
我去继承遗产的外祖父，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。我没有任何理由怪他，人家以前从来都不知道我的存在。能帮我付出租车的差价，让我睡客厅，还请我喝茶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那是到香港的第二天的下午，我就开始了找工作的进程。香港有两份“米报”，一份是英文的，一份是中文的。英文是“南华早报“，中文是“星岛日报“，都是里面的求职分类栏目。
当天就去找父亲的熟人，他是在香港中环那座商业大楼办公司，记得当年叫“康乐大厦”。此人姓林美国耶鲁大学毕业、英国牛津大学博士，我只想寻求他的忠告/协助。
万万没想到，林先生当场给了我一个工作，与其说是找工作，倒不如说接受他人的“恩赐“。我话也说不清，方向也找不到，人家就说随时可以来上班。
刚到香港就遇到贵人。 我这辈子也感谢林先生夫妇，几年前先生过世的时候，葬在北京八宝山，我在家里打印了他的遗像，参加了他的虚拟追悼会。
香港的其他亲戚，为我筹集了一千块钱的港币，我一定要用它来“包装”自己。上海人说的“噱头”就是头，“蹩脚”就是脚。时髦的发型，加漂亮的皮鞋，穿上品牌的西装衬衫领带。那时候我看上去，已经比香港人跟“香港”。
工资还要等一个月才能拿到，到时候就可以租房间独立，有更多自己的空间和时间，对个人发展来讲是很重要。很多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就有六七大姑八大姨，消耗了很多的时间经力，反而成了一件“坏事”。
吃饱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我回到那家面包店，一口气买了七条“嘉顿牌生命面包”，把它们藏在家里。并刻意练习英语，写上了： “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…… “ 像今天的高血压药一样，绝对不能多吃，不一样的是少吃没问题。
以前人们说，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，现在香港是替代的地方。有了面包，有了工作，我对前途充满了信心。
融入香港：语言与文化
二十块钱到香港(七)
去了三天香港就找到了工作，这神速令人难以相信，不会别人白给我工资吧？没想到很快成了公司一个重要成员，从加薪的频率和幅度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
当时上班的地方是亚洲最高的大楼，以前叫”康乐大厦”，现在叫“怡和大厦，是香港怡和洋行(Jardine)投资的，整座楼都是永远不可以打开的圆窗户(见当年的照片）。
坐落在香港岛最繁华的商业区中环，对面是香港邮政总局，旁边是香港市政厅，都是那种繁华城市最时髦的地方，每天上班路过各家银行分布和各个名牌店。
原来我的工作是做“Boy”(大概是办公室男性打杂跑腿的意思), 也就是说我的存在是提高其他人的效率。林博士管理一个集团公司，业务包括海运、建筑、电子和贸易。
每天要负责上午茶和下午茶，记住每个人的咖啡和喝茶是否要加糖加奶？到底是一块糖，还是两块糖？最主要的是跑腿送信，还有就是帮忙开信封寄邮件，女秘书太忙了也帮助她们打字。
香港是英国殖民地，道路除了广东话拼音外，都是根据英国的人、物、事来命名。我就学习如何看地图，背诵英国人常用的名字，这样送信就快很多。
我也有一些小小的技巧，比如说要签收的信件，我会将准备好的笔递上；每到一层电梯，我会事先按“下行”按钮；…… 这些都是为了节约时间，总是凡事都比人快一步。
学习打字更是如痴如狂，本来我也有一点基础。中国加入联合国后，很多文件都是由父亲那样的高校老师翻译，我有义务地帮忙打字，听说每一千个字可以赚取七分美元的外汇。
英语打字练习，至今还记得：“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” 就这一句英文句子，覆盖了每一个字母。快速打字的关键是，将十个手指停留在键盘的Home-keys，兼顾上行和下行，最主要是要做到“盲打”。
这点来说，对今天的推友都很重要，做不到“盲打”，你是绝对快不起来的。
当时办公室已经不用电报了，传真机的技术还没有开始。普遍流行的通讯方式是“电传”(Telex)，这种技术我也不是很明白，每个用户在世界上有唯一的“地址”，然后将两台电传机联系起来实时通讯。
电传的收费是按字母，或者是按连接的时间。所以用缩写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，又是一大堆需要记忆的功夫。比如说今天人常说的： “ASAP”就代表着”As Soon As Possible”。
公司的电传室是整个企业运作的通讯枢纽，旁边有两个职业的女秘书，我感觉她们都交了男朋友，下了班就想很快去赴约，她们也很乐意教我如何操作电传。
没多久这个“大陆仔”，打字像飞一样，居然还会电传！我骄傲地说，不敢说在整个香港，起码这个巨大的商业楼找不到第二个。
二十块钱到香港(八)
那时候语言对我来讲太难了，这里讲的不是英语，而是香港的广东话。当年的人没有那么多对外接触，没有那么多的影视作品，也没有电脑互联网。
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话，就想一下为什么老一辈的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好。我们那时候就像今天的“北韩人”一样，做什么事情都比人家难的多。
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，广东话却有九个，后者的语法接近英语，比如说副词放在动词后面。不仅发音不一样，写出来字也不一样：自行车叫“单车”，出租车叫“的士”。
我花了“巨资”买了所有商务印书馆能买到的粤语磁带，那时候租的房间在九龙，每天上下班来回港岛，搭乘天星小轮的廉价下层，吹着海风望着维多利亚港，自言自语的东一句西一句，旁边的人都认为我是精神病人。
“你食咗飯未呀?”, “今日會唔會打風?”, “你屋企有幾多細佬?” (广东话)
学出来是老一辈的广州话，也不是香港流行的广东话。最后一点的“乡音”实在抹不去，周围的人劝我放弃。 说广东话带上海口音是可以的，因为上海不算”乡下”，不会影响个人发展。香港很多行业的大老板都是上海来的，股票、纺织、航运等等。香港的影视明星沈殿霞汪明荃讲话，仔细听也带一点上海口音。
语言最难的是要和文化挂钩。
那时候周末去帮外祖父在铜锣湾侧街的邮票店看铺，时常要和地痞流氓打交道，在那里学了不少广东脏话。一天有人骂我 “你食鸡煲翅”，一下把我难倒了，随口回了一句：“你食先啦”。原来周星驰有部电影，给同伴说觉得“死”太难听，就以“食鸡煲翅”代替。没想到我还歪打正着。
有一次公司搞活动请了一些嘉宾，坐着我旁边有一位打扮入时的女性。我用自己最标准的广东话问她：“请问小姐贵姓啊？” 引起全场哄堂大笑，搞得我莫名其妙。原来人家是红得发紫的香港小姐，此人六岁被父母遗弃，在深水埗睡街四年，作为孤儿被保良局收养十多年，二十一岁竞选港姐一举拿下冠军，她就是人人皆知的“张玛莉”。
就像今天的新移民一样，语言是永远绕不过的一个坎。
香港人的特点与精神
二十块钱到香港(九）
到香港后大半年内都在专攻广东话，虽然周围的人还是认为我“咩咩地”，但语言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交流，双方能够相互明白最重要。最后至少达到对方猜测，我是广东某个地方来的，但又说不出是哪个地方。
我开始注重自己的英文，“听、说、读、写”，不是双管齐下， 而是多管齐下。好在香港是双语社会，政府或者商家所有的告示，都必须有中文英文。
我刻意养成了只看英文的习惯，如果实在看不懂，再看旁边或者下面的中文。每日新闻先看粤语的“翡翠台”，再看英文的“明珠台”，同一个广播公司下面的粤语和英文节目，很多时候连顺序都一样。
这是学习英语重要的窍门，人家用一个你不熟悉的语言，讲诉一个你熟悉的事情，相信一定能够猜个七七八八。我最早的几本英文小说，都是看讲中国的事情。
我同时也参加基督教青年聚会，香港的英文教堂每星期都有一天晚上，每人都诉说自己经历的事情，对不应该做的事情表示忏悔，寻求其他教友的帮助，我也有机会用英文表白，周围的人都十分愿意帮助你。
在香港的英文报刊南华早报上登了火柴盒大小的分类广告，意在找一个想学中文的语言交换者，相互没有任何金钱成分，每次见面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全用英文，另一部分全用中文。我带的是英文报纸，他带的是中文报纸。
另外，哪怕是娱乐时间去酒吧，我也是刻意去讲英语人聚会的地方，那个时候很少在兰桂坊，大多数在香港的湾仔。当人们几杯酒下肚，没人关心你的语法和发音，可以说在那里是如鱼得水。
我的英语突飞猛进，是因为我先爱上“她”，“她”才开始爱上我。
教授英语的父亲以为我找了一个外国女朋友，其实我除了从来都是仰慕正宗华夏， 根本就没有时间交女朋友。那时在书报摊花几毛钱，买一两张同一女明星的生活照片，寄去糊弄母亲以免她担心我孤独。
我知道对自己什么最重要，一讲到学语言我就有拼命的精神。我的语言就这样慢慢地“过关了”，至于任何语言的优化，那是一辈子的事情。
二十块钱到香港(十）
这是系列推文的最后一篇，以同样的原则绝对不过“十”，否则涉嫌浪费推友们的眼球。从第一条推文开始，就是讲我如何到香港，又如何在那里生存，现在想总结，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香港人又是什么样的人？
其实从来就没有”香港人”，他们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或者世界各地。大概是80%来自于中国大陆， 20%来自于世界各地。前者有广东人、福建人、上海人和北京人等等；后者有英国人、印度人、菲律宾人和尼泊尔人等等。
香港人总喜欢说，以1980年为界，百分之多少是从大陆来的， 以70年？ 60年和50年？ 最后发现香港的华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，既是在本地出生的，他们的父母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。
记住如果讲的华人，所谓的“香港人”就是“大陆人”，或者是“不一样”的“大陆人”。
“香港人”就是一批被磨合/转换了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特殊人群，所以才有这个词。
香港人第一个特点是“英雄不论出生”，他们不会管你如何从大陆来到香港，到底是扒火车？还是游水？或者是爬山？只要你来了就是“香港人”。就像你作为一个人，无论你是顺产还是难产，剖腹产还是自然产, 你都是一个站在地球上的“人”。
不要跟香港人去讲“你爸是谁”，你是哪里毕业，他们只关心你对他们的生意或者生活，对他们的社区或者社会带来什么。你能完成什么样的事，才是最重要，香港人往往实际到你难以想象。
初到香港我最喜欢的是两个机构，一个是英国文化协会(British Council)，另一个是香港管理专业协会(HKMA –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)，除了语言和管理以外，这两个机构都会教你西方文化的精髓和香港文化的精髓。
在HKMA那里上课的时候，老师会在黑板上写上三组词：“时间、金钱、人力”。希望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想到它们。否则你做不成，或者是做成了也没有意义。香港人讲究效率，讲究效果，可以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。
他们喜欢的人都是草根出身，最后都成了不起的人。无论你多富有，还是你名气有多大，商界的李嘉诚如此，演艺界的周润发也如此，当年都是“豉油撈飯”，(普通话：吃酱油拌饭)。
真正的香港人从来都看不起富二代，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官二代、红二代。所以我搞不懂他们中间为什么会有川普粉丝？这是违反香港人最基本的原则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他们崇拜的人是“把一手烂牌打好”，而不是出生就“含着银调羹”。
我不是一个恋物狂，但希望留下当年那“二十块钱”，想象一下平生第一次在香港见到的外祖父，为我付了那出租车的费用，我今天就有一张这样的纪念物(见图)。也许你真的要从第一条推文看起，才知道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。
回望香港：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
那段时间的香港，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虽然初到香港时遇到了不少困难，但也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善意。二十块钱到香港的经历，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回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