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一)
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纠结的问题，到今天还没有答案。
我是家里这一代唯一的男孙，也就是我可以把姓氏传下去，但祖父并不喜欢我，听说我出生那一年，他就被“公私合营”给开除了。
相信他感觉解放后受骗上当，自己创业开办的生意，被政府公私合营后，人家学会了经营之道，就把相对高薪的他赶走。
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发生，我就成了扫帚星，上海人说的：“触霉头”。
那个年代每人要填写很多表格，每个表格上都有“家庭成分”，每次这个时候家里都要争论一番，叔叔们认为爷爷算是“干部”，除了投资还要管理。
但实际上应该填写“资本家”，或者“资产阶级”，那时候听起来像“艾滋病””强奸犯”一样，而且往往空位不够。只能两个字，“工人”、“农民”、“职员”、…….
他一个人干的“缺德事”，接下来的几代人都要受磨难，当年的“荣华富贵”我没份，遭人嫌弃时却轮到我了。
爷孙一堂本来是件好事，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每天就这样僵持。
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二)
原来祖父的整天闷闷不乐，还有其他的原因，随着时间我知道的越来越多。
1950年上海才有围城的枪炮声，他早已经买了去新加坡的船票，但他的母亲听说他要去外国，发誓当场撞墙死在他面前。
曾祖母在孤儿院，把祖父领回家里抚养成人，他靠努力或者幸运发了“小财”，岂能众叛亲离。再加上当时政府全力宣传” 剥削有功”，祖父就决定留在大陆继续敬他的孝心。
噩梦远远不止“剥削”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“罪孽”深重。原来上海的资本家里也有“合法”和“不合法”之分，他是属于后者。
那个动乱年代，祖父为了保护家人，想买一把手枪回家。那时候买枪要加入一个团体，他就填了一张表格。由于祖母反对，那把枪在家里只呆了一晚上。
就这样祖父莫名其妙地加入了“反动组织”(大概是“三青团”吧)，他面临发配新疆。那时候的宣传说。“新疆是个好地方”，“肥肉吃进去吐出来”，上海人始终对此半信半疑。
全家人男女老少出动在火车站送行，孩子们在月台下跪哭声一片，祖父清楚接下来的未知数 – 凶多吉少，不断地对家人挥手，感觉像是“英勇就义”。
这时候出现了一位认识的里弄干部，他说： “你怎么会来的？” 祖父回答：“我是不法资本家”。由于祖父平时对人很好，这位来往两地的“官员”，坚定地对他说：“你不够格，你不能去！”
这时候火车已经开始移动，他的行李被一件件扔到月台上，祖父也只好跳下了火车。就这样巧遇“救星”，祖父没有了新疆的故事，后来他才有机会死在上海。
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三)
之前讲到爷爷因为他固执的妈妈，没有去成“新加坡”，后来又因为善心的干部没去“新疆”。虽然两个地方都是“新”字打头，但任何一个去成了，结果会有天壤之别。
（ 这里要说明一下，之前我用“祖父”两个字，后来想了一下，与推友们聊家常，没有必要用书面语，在此后就改成“爷爷”。)
从小都有一个好奇心，爷爷是个孤儿在上海“十里洋场”，靠什么会赚得“盆满钵满”，这里面一定有一些“见不得人”的事。
我们那一代的教育都是这样，周扒皮半夜里学鸡叫，天不亮就让人下地干活；刘文彩在收租院里，如何用水银秤杆缺斤少两。
无论上一代给了我们多少爱，因为学校的教育，我们都带着一种怀疑的，甚至“敌视的”眼光看他们。
记得一次问婆婆，别的女人都戴金银首饰，你为什么从来不戴？她回答说，如果有那样的习惯，当年会被金银财宝压死(这么大的口气)。
家里真的那么有钱？是的。婆婆说以前家里在湖南路的老房子，楼梯拐弯可以放一桌酒席，后来家境不好了，就搬到了“大西路”小房子(今天的”延安路”)。
几年前我回上海，还特意去了我长大的房子，在那里拍了张照片(见图)。
那时候家里经济十分落魄，不时都要变买一些东西。在物质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，婆婆仍然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，爷爷则特别注重我的学习。
那时候上海有小学入学试，有一道题目是两张照片，一张是月亮，另一张是太阳，听说有小孩把那太阳，说成可以吃的“大饼”。
爷爷则连家长表格都让我自己填，我不仅会写父母的名字，还会写他们的工作单位，包括中间两个难字“師範”(那时中国还是繁体字)。
我慢慢地意识到爷爷是个好人，给我打的文化基础，今天看来是“钢筋混泥土的”，虽然是小学的前几年，也给我带了好多荣誉。
那时候我在心里想：爷爷为什么以前会去“剥削”他人呢？
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四)
爷爷对他的“剥削”历史，从来都是闭口不谈。
由于我的好奇心，加上家里人口众多，七拼八凑地找出了爷爷的“发家史”。
我感觉到“剥削”的成分几乎没有，或者是极少。如果真有的话，他更多的是剥削美国人，而不是中国人。
爷爷到上海之前，都在和尚庙办的孤儿院里，幸运地被黄氏领养带到上海。没有任何钱来做生意，更没有任何人际关系。
找到的第一份工作，是美国人办的贸易公司，必须学习讲英语与上司交流。他为了供养母亲报恩，就开始了鹦鹉学舌地讲英文。
爷爷倒是真有一样与众不同的特长，那就是他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，简直像书店里卖的帖子一样，可能是和尚庙里修来的功夫。
他后来又喜欢上了京剧，不但能唱还会拉。
赚到一点钱后，逢年过节就搞“堂会”，把一帮京剧名角和票友请到家里。他作为东道主还能又拉又唱地表演一番，令到他在上海滩的生意人里与众不同。
那时候他办的一个仓库，除了存放一些吃穿住用行的小商品外，还存放美国运来的剩余物资。精明的商人不愿意空船来上海办货，往往运一些没有买家的物品。
货仓存放的东西都有散货或者破损，也允许损耗一个百分比。家里人告诉我，从来都是仓库里有什么，家里就有什么，很多吃用的东西都不愁，
因为仓库租金都是随着时间递增，美国商人经常弃置存货，抵扣所欠的仓库租金，一次是一货仓的棉花，另一次是一货仓的煤炭。
爷爷做起了“无本买卖”，就这样“发了横财”。
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五）
像我爷爷这样的”成分”，必然是每一次政治运动的“运动员”。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次：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。
“人民公社”是从农村到城市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从城市到农村。
当时在上海的人民公社运动，需要很多房产来办学校，他们对爷爷都是“好说好劝”。我一直在猜想，他们如何让他心甘情愿签字，“捐赠”部分房产。
“剥削”本来就是犯罪应该坐牢的，现在无需你坐牢，只是把非法所得分一点出来给这个社会，那就意味着明天十家陌生人会搬到你家来住。
我还记得家里住在二楼，原来的客厅和饭厅都消失了，甚至阳台也当房间来住。最奢侈的是我们家在楼下，有一个独立的厨房，别人家都要五六家分享。
那时候上海也是住房奇缺，家里的车房变成两层楼，上面一家人下面一家人，连锅炉房也住了一家人。
我长大住在二楼的阳台，每当拉小提琴打拍子，楼下阳台的“工人阶级”邻居就大喊大叫。
后来上海落实政策了，房子算是还给主人了，但是没有一分钱租金，因为这么多年的修缮费，房管处要房主负担，算起来房主还倒过来“欠钱”。
当年有个奇特的现象是，楼梯走廊厨房厕所非常昏暗、但是电灯却有很多盏，开灯的绳子也很多，我小时候最怕的是，错误地开了别人家的电灯。
那时候的邻居一个比一个善良，也是一个比一个穷，“斤斤计较”是实在没办法。
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六)
上个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，十年浩劫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终于开始了，那是1966年的一个夏天，感觉是风云突变，上海满街都是身穿军装，但没有领章和帽徽的红卫兵。
平时坐在外面乘凉的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，都觉得那天不妙必有大事发生。
红卫兵们一边喊着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的口号，一边呼吁所有的民众，把封建迷信和西洋文化的东西都拿出来，街上的人都忙于砸烂菩萨和钢琴。
我家搬出了所有的菩萨和观音，就连“万寿无疆”红绿黄的饭碗菜碟，都难以幸免，要搬到马路中间敲碎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刺耳的声音。
街上的男男女女都很恐慌，搞不清楚身上哪些东西是“四旧”，红卫兵们成了理所当然的法官。
金丝边眼镜的人会被红卫兵截停，眼镜强制拿下后被踩碎，很多人哀求留下“无罪的”镜片，这样高度近视的人，仍然可以举着两片玻璃回家。
男的女的裤腿也有很明确的要求，男的不能小于六寸，女的不能小于四寸，凡是裤腿尺寸不符合标准的都会被剪掉，街上男男女女都穿着开叉的裤子。
上海人的精明超出了想象，很多正在单位上班的人，都利用电话相互转告，提前把裤腿顺着逢线自行拆掉。
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毛泽东在北京已经失势，跑到上海来“发动群众闹革命”，之后还发表了“我的一张大字报”。
红卫兵们誓死“砸烂一个旧世界，创造一个新世界”，最后他老人家都受不了，不得不踩刹车地说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”。
满街砸碎的菩萨观音，燃烧的钢琴唱片，活像一出“世界大战争”的场面。
爷爷的表情非常沉重，我感觉在他眼睛里看到了“世界的末日”，没想到最后成了“他的末日”。
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七)
文化革命开始了，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，回到父母内地家中？他们是知识分子“臭老九”，还不如呆在上海。
这时候的爷爷也开始有活儿干了，他每天刻意的打扮像“老克勒”(上海话也叫“老狄克”)，扫大街的时候还哼着小曲儿。
我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，还记得他穿一身浅色的西装，还有那双镶有鳄鱼皮的三色尖头皮鞋。
下午的那份活, 就是写革命标语，里弄里不要红卫兵，偏要这个资本家，我就负责书写前的折叠和裁剪。
那时候粮店和煤店已经开始,停止向“黑五类”家庭送货，我那时候很小，居然学会，用快木板和四个轴承，做了一个拖板车来运重物。
后来连用蜂窝煤(上海人叫”煤饼”)的资格都没有了，买煤炭回来砸成碎渣，再用黄色泥浆捏在一起做成煤球。
不到十岁的我手太小又没力气，做出来的煤球不经烧，上海的冬天又潮又冷，搞得手又红又肿长满了冻疮，……
那时候认为受苦是应该的，当年爷爷就是这样“剥削别人”的。
但小小年龄的我最受不了的是，除了附近的邻居以外，当我拉着米和煤走在路上，那些陌生人对你冷眼和羞辱的语言。
那时候全国流行的一句话：“爹亲娘亲，没有毛主席亲”，我一直不肯定，是因为下面的两件事(令我不断思考)。
我家有个邻居也是资产阶级，我看到她郊游的时候，带了大本的塑料“红宝书”(毛主席语录)，下雨后放在石头上一屁股坐在上面。
爷爷也指着毛主席的像说过“我是好人，他是坏人”，因为他们这些“反动言行”，我小小的年龄经常晚上无法入睡。
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八)
文化革命时期，除了各地都有的武斗以外，上海“抄家”可能算是另一特色，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。
“抄家，那就是有一批人到你家翻箱倒柜，把任何值钱的东西都拿走，无视国家的宪法：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。
有一批北京的高干子弟，叫什么“联合行动“简称“联动”，来上海随意抄任何名人的家，听说用皮带的铁扣打人也是他们发明的。
我们的小区垃圾桶在正中间，那时候会经常看到首饰盒和麻将盒，有的把金银财宝转移，有的则是扔到垃圾桶了。
十二号别墅是开染料厂的，住了一个老人和一个保姆。抄家的红卫兵发现这个叫菊花的保姆，为东家匿藏金银财宝。命令她站在凳子上，把她打得哭天喊地，打她的竹竿都爆裂开来。
我们家也被抄了整整三天，红卫兵们来了都很客气，可能是不熟悉这位早就被解雇的“老板”，或许听说爷爷以前对员工很好。
但是红卫兵很利索地找到了爷爷藏的金银财宝，在晾衣服的竹竿里和晚上封炉子的煤灰里，原来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匿藏地方。
婆婆也很快地交出了所有藏的首饰，红卫兵采取了有效的逼供法说: ”老头子都交代了，难道你为他坐牢，他可在外面找别的女人”。
抄家前我也被分派了一个任务，藏一颗火油钻石。我把它绕在剩余的毛线团里，每当红卫兵把毛线抽屉翻过来倒一地，我就去把毛线捡起来放好。
这成了我们家唯一幸存的财宝，后来通过乡下友人贱卖，让全家人又“发了一次财”，去苏州杭州旅游吃好的玩好的。
最后那一天的晚上记得他们围着一个大圆桌，用一把“金钱秤”称重量，清点着金银首饰，清单里列明了数量和重量，像是会上缴国库。
上海后来的抄家算是正规，由单位的职工红卫兵来完成，而不是早期的学生红卫兵。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说，上海抄家物资不足以建一个飞机场，“抢了东西还嫌少”？
后来退还抄家物质，但必须变卖给国家，所规定价格是一个笑话。
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九)
我算是见证资本家“残酷”的第一手证人，可以大胆地说，起码不是每一个人都那样。
爷爷从来都对每个人都很好，素不相识的人和认识的人都如此。那时候上海有很多安徽来的逃荒难民，爷爷都会把家里剩下吃的用的给他们。
还有家里门口有一个小皮匠，他长得一张娃娃脸，但是生了很多小孩，令到家里十分贫困，爷爷会叫我把家里小东西给他。
别说对人就连对动物爷爷从来都是这样，那时候上海人没有娱乐，喜欢玩斗蟋蟀(上海人叫“螊绩”)，他告诉我这个游戏太残酷。
那年头没人与爷爷交朋友，谁接近他都涉嫌政治立场，他居然交了几个野猫为朋友，晚上会带牠们来家里吃一些残汤剩饭。
现在我一把年龄，想到那几只野猫在黑暗中绿油油的眼睛，任然十分害怕。
文革结束后，我与叔叔去浙江乡下，看望以前家里的佣人。去那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，到了县城汽车站后，还要坐在自行车后面大半个小时。
叔叔见到了与他一起长大的“水牛”，当年水牛还是一个小孩，他的爸爸负责带着几个帮工，打理黄氏一家大小吃喝拉撒。
水牛在村口带我们回到他家里，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最直接被剥削的人。
水牛的爸爸问叔叔说，“少爷最近怎么样？” 叔叔回答，他早已经去世了。他当场就从灶台倒在地上，痛苦地喊道：“他是好人啊！” 接下来他讲了很多爷爷的故事。
这是一个被剥削的人，对剥削他的人的“总结”，我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(十)
文革时期上海流行一种“鸡血法”，也就是把小公鸡血抽出来打到人体里面。
邻居们都纷纷开始养鸡，他们的厨房太挤地方不够，鸡笼子都搬到我们家的厨房里来。
我问婆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打鸡血，她回答我们没有医务所。是的，我们全家是没有任何医疗。
爷爷因为长期高血压得不到治疗，中风后半身瘫痪，肚子饿了就拍打自己的大腿，喊叫：“三分洋厘只大饼”。
我父母那里不断来信催促，要我尽快离开上海回到内地，爸爸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搞得实在吃不消。
他的罪名是“将儿子放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培养剥削阶级的狗崽子”。
等了好几个月，终于有人答应，带我坐火车回四川。当时火车会经过西安停一晚，我这样的年龄不可能一个人上路。
爷爷的病情不见好转，他仍然一瘸一拐地把身子移到弄堂口送我，爷孙两人都知道这是“最后一面” ……
回到内地后不久的一天，我放学回到家里吃午饭，桌子上放了一张简短的电报，全家人一言不发。
我朝着爸爸看着，心里这样说：你哭我就哭(我的眼泪早就准备好了)。爸爸居然“没有哭”。
绝不是！他只是眼泪朝心里流(那时候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)。对不起了，我只能做到没有声音。
我决定放上一张爷爷的照片，相信天堂没有隐私。
爷爷，无论你是资本家也好，是干部也好，我都怀念你！(哭泣)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