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一)
原来是一位华人：姓“王”名“安”，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他了，那可是首屈一指的华人电脑天才。
我们都管他叫“王博士”，他上海交大毕业后，又在美国哈佛大学拿了博士。成立的公司在美国叫“王安实验室”，亚洲人都管它叫“王安电脑”。
王安博士，当年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他的产品更是遍布整个世界。他拿过各种各样的奖项和十几所大学的荣誉学位，他的捐款波士顿地区到处可见。当年美国富豪排名第五位。
1984年福布斯杂志说，王安的身价16亿美元。公司雇用了33,000人，每年营业额超过30亿。王安公司在美国上市，他所占的股份55%。
我有幸为他打工，说好听一点，是为他的事业做了一点贡献。
至今脸书上还有一个“前王安雇员”(ex-Wang)的群，如果你也在那里共事过，在此给你打个招呼，用户更是哪个国家都有。因为那时候除了商业用户外，美国的驻外机构都用王安的文字处理器。
有一位退休的荷兰人，自己办了一个“王安博物馆”，我把链接放在推文后面。
说到“敬重”, 并不仅是因他的财富，或者给了我一份工作，而是他对人的关爱，对科技的专研和商业的魄力。王博士一生努力勤俭, 为人厚道谦虚，他的自传取名“教训”。
为什么后来又倒闭了呢？有空我们再聊。
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二)
记得是八四年的某一天，总部来电话说：“大老板”要来中国见“最高领导人”。谁都心里清楚，大老板是王安，最高领导人就是邓小平。
那时候公司有个政策，俗称“抬轿子”，就是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候，你要抬高自己的上司，你的上司要抬高他的上司，这样有利于接触最高决策人。
后来的国家领导人，那时候相对都是“小人物”，分别在各个部委，有的甚至是“副职”。江泽民在电子部，李鹏在水电部，朱镕基在国家经委，做的是“具体的”工作。
那时候王安可能算世界华人科技首富，国家要搞四个现代化，当然电脑化是最重要的，掌舵的人都是什么中央财经小组，中央顾问小组，中国高层对他的来访十分重视。
那时候我在北京，公司给我印了一个鲜亮的抬头，实际上就是一个“小喽啰”，我对被指派的任何事情都十分认真。
帮助公司拓展业务，又能帮助中国现代化，又想到了自己的升职加薪。
王安博士还没有来就出问题了，民航局不同意王安的外籍飞机飞国内航线：北京-上海，结果只能绕道，北京飞香港，香港再飞回上海。就这样浪费时间和汽油。
那天见外交部礼宾司交代得很详细，在镜头前握手的那条线十分明确，因为邓小平站的那一边是一个高的平台，王安也是一个小个子，这样的安排用不着吧？
宴会的时候，王安博士要用中文讲话，这居然也是一个挑战，我发现他好多字不认识，比如“桥梁”等等。
会见的时候，邓小平讲四川话，王安讲上海话，简直就像“鸡同鸭讲”，连翻译都帮不上忙。
邓小平对王安说：“你家大业大，回来做点好事”(那可是很重的四川口音)。王安博士一定没听懂。
我对身边的同事说，上海话翻译四川话，四川话翻译上海话，这不是我的长项吗，下面这张照片应该我坐在中间才对(笑)。
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三)
王安电脑雇员像一个全球性的“大家庭”，其福利和待遇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，别忘了这是四十年前的标准。
每人都有权利拥有优先股(preferred share) , 每季度工资或者收入的10%，以最优惠的价格购入，这股份都具备投票权，以此保证雇员掌握公司的方向，真正地成为“主人翁”。
每年公司都有年会，在世界各地的知名旅游区举办，雇员们都可以携带家属参加，未婚妻，男女朋友无任欢迎，所有费用由公司负责报销。
当年在夏威夷和新奥尔良的口号就是：
“乘风破浪” （Catch your wave ）
“吹响号角” （Blow your horn）
当时中国至美国的电话需要通过第三国接通，每分钟收费可以说是天价，公司允许每人每周报销与家人的通话费用。
凡派往中国的雇员，每天有25美元的定额补贴，工资也会有25%到75%的增长，根据雇员离开家时间，比如说第一周到第三周。
销售人员收入更是令你吃惊，他们的佣金提成高达合同的1%到3%，这也许是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的理念，每个人都把“打工”当成“创业”。
由于标准待遇极其优厚 ，王安电脑吸引了各种不同的人才，不凡常青藤名校毕业生，被聘用的人都特别勤奋努力。
在中国的雇员要学习的是；到底书记做什么？厂长做什么？他们的官儿到底谁大？很有意思吧。
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四)
一般人很难想象由华人创办主政的王安电脑，每年的周年大会有多“夸张”，除了包当地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和会议中心外，每次承办的公关公司有五百以上的职员参与。
在飞机轮船汽车上面，都印有永久的“王安”(WANG)标志，每当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与会成员出行，都有像大雁般的摩托车队护驾开道，让每个人无论他级别高低，都享有“美国总统的待遇”。
有时宴会上采用的酒杯都印有“王安”的标志，用餐后可以随意拿回家。
有的礼品盒子上还会印有每个个人的照片，让你感觉到“自己像大明星一样”。
表演的节目都有庞大的现场乐队伴奏。巴黎红磨坊式的”大腿舞”(cancan)表演中，那些身材姣好身穿军服的“舞娘们”，将脱下的贴身衣物都扔到观众人群中。
一次在美国某旅游胜地聚会，公司包下整条商业街，所有商铺都打出标语：“不得使用美元，只能使用王元(Wang Dollars)”，每个人都收到了公司的“发行货币”。
这周年活动的一切包装和烘托，都让每位到场的王安雇员感觉到，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最伟大的公司，我们也是一批最了不起的人，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到的。
不知道今天推特里的企业经营者，能想出这样的招数吗？
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五)
王安博士周围的人和他成千上万的下属，都喜欢讨论“他多有钱”，还有就是“他多小气”，其实“有钱”也不会捐给下属，“小气”也不会亏待雇员。
那时候香港铜锣湾有三个百货公司，其中的一个叫“三越”，就在那座大楼的楼上有三层，是王安电脑亚太总部。
记得公司有几个年龄较大讲上海话的人，我是最小的，当时王太太不记得我的名字，就叫我“上海小朋友”，没想到今天成了“上海老头子”，还要来“八卦”他们家的事儿。
大家都知道王安一个人50年代在汽车房里花600美元创业开始，第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5,000美元。
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，公司营业额就超过30亿， 公司雇员超过30,000人 ，王安的身价接近20亿美元。
除了王安本人和王安公司的注册专利外，公司看得到摸得到的家当其中之一，那就是离波士顿只有30分钟车程的”王安塔楼”(Wang Towers), 现在改名叫: ”Cross Point”(见附上的照片)。
今天的人相信，一个人可以每天直接管理15到20个人，因为当年没有电子邮件和短信，也许电话也听不清楚，那时候的人只相信7-8人，还是要握手拍肩膀才行。
这三座王安办公大楼，面积超过120万平方英尺，楼高十二层相互连接，当年耗资6000万美元，就是方便王安博士与手下直接见面沟通。
王博士的标志服装就是那领结(bow tie)，他从来没有打过一般人的领带，有的人说他“只有三个”，也有的人说他不止三个。
公司高层与他打麻将都是最没趣儿的事，因为当年王安家上限是20美元，任何人输了或者赢了超过这个数都不算，否则王太太会说：“王安赌博了”。
在北京王太太问，哪里可以买到绍兴酒？
我说应该找上海的同事帮忙，结果一想不对，波斯顿唐人街就有嘛，王太太说。“小鬼头，埃面搭忒贵了(上海话)”。
“那里太贵了”？这哪里像一个坐私人飞机来中国的人。
王安为他的儿女和孙儿孙女，都分别成立了家庭基金，去世那年 一个记者报道说，其基金价值都超过了五亿美元。
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六)
王安电脑在当时中国业务可以说是得天独厚，当最大的竞争对手IBM连公司都没有中文名字，但王安的产品已经可以输出输入中文。
当时河南有个人叫“王永明”，发明了“五笔字型”输入汉字，后来有人管它叫”王码”, 我们很快与河南省科委取得联系，与他达成协议将输入法嵌入了王安电脑键盘。
当时中国计委和经委主要的信息系统都使用王安的设备，也包括国家物资局系统。
还有就是两个著名的项目：联合国的人口普查和世界银行的火车头制造。前后的项目我都有参与，特别是去那些造火车头的地方青岛、株洲、北京、还有一个叫戚墅堰的地方。
当时第一到第七“机械工业部”，我到今天还记得它们的顺序：机械、核工业、航空、电子、兵器、船舶、航天。
当年中国的主要钢厂也采用王安系统：首都钢铁、鞍山钢铁、太原钢铁、马鞍山钢铁、攀枝花特种钢等等。
一部分当时苏联援助中国建的156个项目，都选用了王安电脑做信息管理系统。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南洛阳的轴承厂、拖拉机厂和矿山机械厂。
被派到中国的王安雇员，都要求听说读写汉语，哪怕是老外也不例外。相对在华的外资机构来讲，王安人都具备更多的中国文化，所以他们选择外国专家局的、古色古香的北京友谊宾馆作为住宅基地。
当时在上海和厦门建立了合资公司/工厂“王安电脑中国”，谈判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对外的合资法，也就是说要先有王安合资公司，后有中国合资企业的相关法律。
王安捐赠的电脑遍布交通大学系统，上海交大、西安交大、北方交大、峨眉交大。
还有清华大学刚成立的管理学院也得到了捐赠，后来听说这套系统搬到了山东烟台大学。
有一次我陪王安的兄弟王平去美国大使馆和友谊商店，这位胜利油田的总工程师，告诉我王安并没有资助其任何家庭成员一分钱，但所有王氏的后代在美国读书，王安基金支付所有费用。
我不知道推友是否能够理解，哪怕你兄弟做了美国的顶级富豪，你也并没有一分钱的好处，只有选择教育才能享用经济利益。
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七)
以前的英文打字非常难，中文更是难上加难。后来管这一切都叫“文字处理”，王安电脑最先将这个过程革命化。
当年的王安博士，发现工厂自动化提高了蓝领生产力100%，而白领生产力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，后来因为他开始提倡的“办公室自动化”(Office Automation)，白领生产力提高了1000%，也就是说增加了10倍。
像他当年发明的“磁芯记忆”一样，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次飞跃。
家里客厅里到现在还存放了这台Underwood牌子的老式英文打字机(请看照片)。这些字母的铁锤经常会相互打架，通过色带将要的字印在白纸上。
打错一个字母了不得，要么就是拿白色改正液覆盖后再打，要么就是用胶纸把它粘掉再打。还记得那IBM的电子打字机吗？字钉是个铁球，更改则用胶纸。
那时候好贵，觉得好先进。最早的王安文字处理器，就是采用IBM电子打字机作为输出设备，在屏幕上编辑满意后一键输出。
在美国施乐公司(Xerox)发明复印前，需要多少张就得打多少张，要么就是用“复写纸”，还有就是“刻蜡纸”，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
王安电脑的“文字处理”，其功能相当于今天视窗的Word和苹果的Page, 主要是强调简单易用。记得当年我们有一句口号，别人是“把人放在电脑面前”, 而我们是：
“把电脑放在人面前”(以人为本）
当时很多电脑要按两到三个键完成一个功能，而王安电脑将文字处理的常用功能，都放在单一键上。像我这样都算是中了“王安毒”的人，这里还有一个笑话：
离职加入另外一个美国上市的电脑公司，我谈判雇佣合同的时候，居然提出一个“非分要求”：为我安装一台擅长文字处理的王安个人电脑。
据后来的同事说那件事成了公司的“耻辱”，在办公室中间放一台“竞争对手的产品”，不断提醒每一个人“公司的弱点”，今天苹果、微软、谷歌他们都做不到！
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八)
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，我穿了一色的浅色西装，喇叭裤下是尖头皮鞋，头发还是烫过的卷卷毛，活像戴了一顶大帽子，那天还有点下雨，拿了把长雨伞当拐杖。
相册里还有张照片为证，算是入流跟着时代走的人，用今天的网络流行语绝对“I N”。
那时候除了精雕细琢的求职信以外，个人的衣着打扮十分重要。除此之外还有谈吐，那可不是一两天能准备的。另外就是要告诉对方，你在选择我的时候我也在选择你。
今天的对象是在香港的美国全资附属公司 – 王安电脑。
我知道他们讲究的是个性，求职信是有针对性精心泡制的，绝对没有那些“八股文”，商务印书馆买本求职信的样本书一定会坏事儿。
面试我的人竟然不是部门经理，也没有人事部陪同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原来是王安电脑亚太区总裁姓冯。面试是英文进行的，快结束的时候，他问了我这样一句话：
“What kind of people really annoy you? ”( 什么样人会惹怒你？)
我回答：整天要问你学的什么？又有什么文凭的人。
他说：“你猜我是学什么的？” 自答：“戏剧表演”。 美国第三大电脑公司的亚太区总裁竟然不是学计算机，而是学习戏剧表演的！
他说对我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不要继续找工作了，但是又没有想好把我放在哪个部门。
面试中他看出了我对电脑的酷爱：个人嗜好是用Basic语言来编程，又到黄金商场去买Apple II 配件来自己焊接。加上凡事都比较执着，他们喜欢这样的人。
出了门就找了一个公用电话，给当时的哥们儿通报一下，告诉他我“搞定了”，他说“你怎么知道?” 在这里我谦虚一下：这大老板从小在上海长大，我也是上海长大，面试因此就成了。
我说：“糟了，我忘了问工资多少”？ 只告诉了我职位/级别。
但肯定不会差，因为等候的时间，我看到一个很大的Pantry，里面雀巢咖啡、可口可乐齐全，吃的喝的样样都有(笑)。
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九)
记得以前有个百老汇的舞台剧，叫做“推销员之死” (Death of a salesman) 这个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美国梦故事。
但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，我这样的推销员可以接触到一个国家最重要核心部门主管，而这些人都最终成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。
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，也是非常值得回忆的历史片段。如记忆有错，肯请放心指出。
李鹏的死板
中国的能源部门分为煤炭、石油和电力，电力又在细分为火电、水电和核电。管核电的那位是中共烈士彭湃的儿子，李鹏大概是管火还是水电的。
那时候把电脑卖到中国十分复杂，除了中国本身的批文以外(计算机总局), 还要经过一个国际组织叫“巴统”，全称叫“巴黎统筹管理委员会”，目的是限制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科技出口。
经常电脑运到中国的时候，早已经更新换代了好几次。那天水电部的电脑到货了，但尺寸小了一圈，各方面的功能都一样或者更好。
比如说主机的内存大小和可连接终端的数量。
下面管计算机的人做不了主拒绝签收，李鹏部长也拿不定主意，我看他急的一鼻子汗，就是嫌那个铁盒子小了一点，最后只能请示老部长钱正英。
江泽民的圆滑
当时的王安电脑合资公司正在谈判之中，由于冠了“王安”的名字，美国方面要做大股东(超过50%)，又希望设在王安的老家上海，两边的不同之处无法调和。
合资企业的细节更不用说，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合资企业法，如何去谈一个中外合资企业？
一切都得上面点头，江泽民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，感觉当时什么事儿都拿不了主意。
参与谈判的美国王安方面代表有一位女性，这位历史学博士来自于夏威夷大学，她的另外一半还曾是夏威夷大学的副校长，还记得她与江部长又是英语又是中文，上海话广东话方言交叉使用。
本来是谈判办公司，后来成了合办京剧，美国夏威夷大学有个艺术团，用英文演出各种京剧名剧，其中一个就是“凤还巢”，最后决定双方出资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。
朱镕基的魅力
中国历来就是“大计小经”，计划委员会庞大，经济委员会小巧，朱镕基正是那里的头头。
运用王安电脑是为了计算很多财经数据，包括外汇券的储备和流通。
当时清华大学正在筹办经济管理学院，记得院长姓徐，荣誉院长正是当时的经委主任朱镕基。王安赠送了一台小型机VS100系列，经委要求售后支援谈判。
赠送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谈判？
朱镕基为了保证系统的顺利进行，他说你为什么不送给别人要送给我，一定有商业利益在里面对吗？他讲的是对的。
谈判中他又说，这里面谁是“老板”，当然是我“姓朱的”。今天这句话听得很平常，当时是十分刺耳，而且来自于一个中国的官员，我和同事相互对视，这是未来中国的人才呀。
这三个人后来在中国叱咤风云的时候，与我的生活都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我在他们的行为决策中看到当年的影子。
此时此刻，我想推友们想象自己是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，起码比前面三个人资格老得多，坐在北京的戏院里，倾听美国人用英语唱京剧(长短不到7分钟)。
闭上眼睛想一下，听着这段英语版本的京剧，你会让谁成为这个国家的接班人？
重发：我最敬重的美国人(十)
王安博士的故事，这是最后一集。第一个推文就想好了，最多不能过“十”，也就是一定是“单位数”。那是我的青春年华，哪怕三天三夜讲不完。
王安电脑最后的失败，很多人归结于传给儿子，其实有更深沉的原因。就是王安电脑系统本身就是“Proprietary”。
以前的大中小型电脑都是如此，也就是所谓的”封闭式系统”。
你每买100块钱的电脑，以为他们赚了30块钱，实际上是至少300块钱以上，因为客户从此就上了“贼船”，他们不但要学习你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，以后所有东西都必须向你购买。
最大的蓝色巨人IBM，之所以在个人电脑走向“开放系统”，他们当年所用的PC-DOS，实际上就是微软的MS-DOS, 这完全是一个机缘的巧合，并非他们的本意。
当年IBM在人民大会堂赠送100台个人电脑。发言人说，我们今年所有的个人电脑都不收一分钱，公司也不会亏本。他们的东西有多贵？
如果你买了IBM公司的大型电脑所连接的雷射打印机，每打一张纸还需要支付一美元维护费。
王安电脑在推出个人电脑的时候，拒绝采用行业认可的操作系统，仍然保持封闭系统，那一霎那就决定了它的命运，要么就瓜分世界，要么就走向灭亡。最终改变方向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太晚。
用同样的方法，苹果电脑就赢了，不就刮分了天下吗？ 至今IBM公司也赢了，银行航空公司仍然用他们封闭系统的大型电脑。IBM把不赚钱的个人电脑业务，早已经转卖给了联想计算机。
王氏家族的成员已经有了永远花不完的钱，三十年前报道说基金会当时已经超过五亿美元。
王安像典型的中国父母一样，从来没对孩子说过，”我爱你”，最后在病床上用英文写了 “ I Love You”纸条。他的小孩子们，与父亲沟通极差，从不知道还有那深深的父爱，也不知道他在中国的婚史，是看了他的代笔传记，才对父亲有更深的了解。
生命垂危的王安对他的孩子们有以下遗言：
不要生活在过去，要展望未来；
要永远依靠/注重教育；
要谦卑承认自己的弱点，向他人学习；
总结来说，世界不需要我们，而我们需要这个世界。
上面这些话是波斯顿邮报记者, 在王安的葬礼采访所写的, 是根据他的儿子Fred Wang的发言，他做过研究发展部的总裁，最后是公司的总裁。
无论怎么样， 王安是我最敬重的美国人。他在科技上的创新和在商业上的魄力，都是当今华人无法超越的。